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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年6月18日 (五) 14:24 由 丁志仁討論 | 貢獻 所做的修訂 →‎從開放教育到常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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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放教育到常民政治

台灣曾有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1949~1987),戒嚴時期社會遭到扭曲,一切都不正常,解嚴是潮流所趨。解嚴並不只是政治的正常化而已,同時需要大量的社會運動,去正常化台灣的各個方面。

大約在解嚴前幾年,當時台灣年輕人確認時機已到,政府已不可能再大量抓捕異議者,於是大量組織推進各路的社會運動:有環境保護、婦女平權、教育改革、工會運動、農民運動…等等,即使是貓狗等動物的權益,都有社會運動加以伸張。由於這個歷史機緣,台灣成為一個社會運動極為發達的國家。

這些社會運動有四方面的特性:

  1. 皆以人民能有正常合理的生活為出發點。
  2. 強調為子孫們保留一個適合人居的環境。
  3. 進行社會變革的前導性倡議。
  4. 成就一個尊重所有人的多元社會。

在戒嚴時期,台灣在政治與社會變革的主要倡議由文官提出,但是在解嚴之後,文官提出的治理新倡議,時常以失敗告終,社會治理變革的倡議改由社運團體提出,由社運團體和人民長期溝通,並且不斷修正倡議方案的可行性。當人民開始了解並接受這些倡議之後,也將實施方案修改到較為可行,再由文官收割,推出政府版本的執行方案,並成為文官的政績。這種模式有一個優點:即文官不用承擔倡議失敗的政治風險。

事情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1. 人民之中的意見領袖,經歷帶領社會走出戒嚴的經歷,已經變得非常「不乖」,他們覺得自己可以改變社會,不會追隨政治人物。這使得政治人物
  2. 當今掌權的文官在三十幾年前也是青年,和帶領台灣走出戒嚴的社運領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