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論壇/公平正義，福留子孫
重新呼喚「公平正義」的社會運動
只要不讓財團治國，只要不讓自由競爭取代社會公平，只要不讓政黨利益凌駕民意，另一個美好的台灣，是可能的………
我們期待擁有一個沒有剝削與歧視的新社會，一個沒有官商勾結、沒有恃強淩弱的新社會，一個保障弱勢、尊重人權的新社會，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新台灣。
■現狀，是不美好的！
邁入廿一世紀的台灣，我們深刻感受到：貧富差距持續地擴大；高失業率與短期性工作取代了以往穩定的工作機會；飆漲的學費助長了助學貸款申請，也剝奪青年學子享有普及而公平的受教權；私人財團謀求利潤的經濟開發卻犧牲生態保育， 破壞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環境，企業財團的影響力不僅甚至凌駕於政府的公權力之上，更侵犯了人民的生存權利。
基層人民再怎麼努力節稅，也比不上企業財團享有的租稅減免，事實上，國家財政的主要稅賦來源竟然是來自於多數的受薪階級！曾經，政府對人民允諾的社會照顧責任，拱手讓位給企業財團的商業服務。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原來，2000年的政黨輪替只不過終結一黨長期執政的歷史現象，並未改變金權政治體制。代議政治的脫軌，行政首長和議員一經選舉產生之後，人民即喪失監督權，無法確保當選者貫徹競選政見，也很難進行罷免撤換。這一切都說明了，除非我們對現行的社會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否則任何一個政黨上台，也無法改變。政黨輪替不是民主改革的終點，真正的社會民主改革需要基層人民的參與與監督。
……
■我們的主張──推動由下而上的群眾制憲運動
對現狀不滿，對未來充滿焦慮的我們，決心齊聚一堂推動〈新社會憲章〉運動。新社會憲章運動將徵求工運、環境、性別、農民、青年、原住民、社會福利、文化等社團的連署支持，展開廣泛的基層宣傳教育，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我們也將舉辦台灣社會論壇等系列活動，廣邀社會各界深入討論憲章內容與運動方向。
在金權政治的社會結構下，奢望主流政黨的制憲或修憲主張能符合社會改革是不可靠的，我們主張要以草根群眾的力量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憲章入憲運動，我們堅持的社會權入憲的原則必須涵蓋：
- 保障弱勢參政權：（如：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勞工、婦女等社會經濟弱勢者）
- 勞動三權與產業民主入憲：（所有受雇者皆應享有完整的團結、協商及爭議權，所有產業應由員工參與經營管理及決策）
- 環境權與文化權入憲：（提昇自然生態保育與人文資產保護至憲法位階）
- 落實公用獨占事業公營之憲法原則：（重要民生公用事業應維持公營型態以制衡財團壟斷或獨佔）
- 其他新興人權或社會權入憲：（如動物權、景觀權、日照權等）
……
～摘自《新社會憲章運動連署宣言(草案)》，2004。
「社會正義」訴求不清的教改運動
台灣的教改運動經歷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轉折，從原本是為了解放人性的人本主義，結果卻導致了引發民怨的新自由主義。為何會出現這種大逆轉的情事？有三個原因可以加以解釋。首先，一直到1994年為止，民間教改團體實際上沒有釐清自由放任與社會正義的兩條對立路線。在四一○聯盟的活動階段，為了迎合主流民意、擴大參與面，主事者還特意淡化了社會正義的訴求；然而到了1996年前後，民間教改人士才扭轉了原先的溫和化路線，為時已晚地將目標界定為了「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轉變」。
其次，在時間壓力與議題複雜性的前提下，教改會選擇了專業分工的運作方式。如此一來，負責撰寫報告書各章節的學者委員獲得很大的自主空間，他們可以獨立於運動團體、基層輿論、官僚機構，提出他們的建議。經濟學背景的學者與官員被指派處理資源分配的議題，在他們的主導下，教改會確立了鬆綁的大方向；相對地，社會正義的主題則是被零碎化成為學校經營、課程改革、升學制度等「看似與資源分配無關」的議題。在這種情況下，教改會採取了比四一○聯盟更具有新自由主義成份的結論，其根本主張在於「高等教育市場化、徵稅來改善國民教育、政府提供免費的幼兒教育」。
最後，在教改會解散之後，出現了官僚收編的過程。在種種政治考量下，相關的官員採取了便宜行事的處理態度，選擇性執行教改會的諸項建議。不需要政府花費任何成本的高等教育市場被優先採用，徵稅與免費幼教則是被無限期的擱置。如果一來，後續打著「教改」名號所出爐的各種新政策，其實是更接近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也就更背離了教改運動者的人本主義、社會正義之價值。一直到了2000年前後的政黨輪替之前，台灣的教育改革基本路線已經獲得確立，後續的民進黨政府能夠決定的往往只是技術層次的問題，例如新課程採用的時程等。即使他們有改革的企圖，路徑依賴的結果也使得他們很難重新扭轉既定的市場化路線。
～摘自何明修(2011)〈教育改革運動的的政策回應〉。見何明修等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頁172-211。台北：群學。
【偏袒的教育政策】
一、高等教育機會不均等，偏袒高社經家庭
【說明】：
政府不顧台灣人民對等教育的需求，堅持少量公立大學質佳而學費低，而設計出有利於高社經家庭的入學方式進行篩選；使得窮人要靠讀大學翻身的機率降低，形成逆向的所得重分配，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
根據美國學者特羅（Martin Trow）的定義，當一個國家高等教育（18～21歲）的「淨在學率」超過50％的時候，該國的高等教育已算是普及教育（15％以下為菁英教育，15％～50％為大眾教育）。拜經濟成長及十年教改之賜，台灣從民國80年代開始大幅擴充高等教育；93學年度，台灣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就已經超過50％，98學年度更高達64.98％，若再看到98學年度高等教育的「粗在學率」為82.17％，就可見台灣民眾對高等教育有高度需求。
20年來，台灣大專生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從55萬人增加為112萬人），但公立大專生的人數只成長了8成（從15萬人增加為28萬人）。根據教育部的最新統計，98學年度台灣四年制的大學及獨立學院共149所；加上15所專科學校，則我國正式之高等教育學校共164所。這164所大專院校當中，私立學校就佔了110所，佔全部的67％。再進一步看學生人數：98學年度大學本科生101萬人，其中私立約74萬人；專科生共10.9萬人，其中私立約9.7萬人；合計全國大專生共112萬人，其中私立83.5萬人，佔全體大專生的75％。換句話說，在台灣，10個大專生中，只有不到3個就讀學費較便宜，教學資源與品質相對較優良的公立學校，剩下的7成5則是私校學生。
■高所得家庭提供豐沛的教育資源，使其子女升學競爭居於優勢
當然，台灣「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在高中教育階段就已顯現，只不過高等教育的情況更嚴重；原因無他，因為公立高中職就學機會還有50％，而在大專，公立只佔25％。因此，不論用何種入學方式（除非用抽籤等「非篩選」的方式），高社經家庭都因為其財務資本、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的優勢，而使得其子女得到較佳的入學機會、享有較佳的學習資源。
根據高師大教育系教授陳麗珠（2010）的研究發現：由於我國國民教育經費實施「差短補助」的中央調控制度，城鄉之間國中小公成本的差異並不明顯；然而，學生的私成本（主要用於「補習費」和「家庭教育活動費」）卻有者巨大的城鄉差異；以高雄、屏東為例，城市地區國中小學生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是106,243元，鄉村地區卻僅有76,285元。此現象可解釋為鄉村家庭之平均收入較低，較無能力支付補習費及教育活動費。
根據主計處（2012）的統計，高所得家庭之「教育支出」遠高於低所得家庭。民國100年，前五分之一高所得家庭為67369元，後五分之一低所得家庭僅5642元，前者為後者之11.9倍；民國99年，前五分之一高所得家庭為70205元，後五分之一低所得家庭為5700元，前者為後者之12.3倍；民國98年，前五分之一高所得家庭為75319元，後五分之一低所得家庭為6730元，前者為後者之11.2倍。
■「公立大學升學機會偏袒高社經」的證據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1）的統計，99年度，台灣前五分之一高所得家庭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比率為83.2％，而後五分之一低所得家庭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只有57.7％，整整高出25.5個百分點（這二個數字在98年分別為80.5％和58.3％，在95年則為76％和58％，顯示差距的持續擴大）。
根據學者張富鈿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在台灣，不論是1994年開始試辦的大學多元入學舊方案，還是2002年開始實施之新方案，家庭平均收入越低者，其子女就讀公立大學的機會越低；相較高收入家庭（11.7萬以上）子女進入公立大學的機會為41.4％（舊制）與46.6％（新制），低收入家庭（未滿3.4萬）子女進入公立大學的機會分別只有33.5％（舊制）與39.1％（新制）。田芳華（2009）更進一步指出：相較於高社經家庭，低社經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較低；就讀公立大學的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相對優於私立大學；而高社經家庭子女更容易透過「推薦甄選」或「個人申請」進入大學。
事實上，根據一份名為〈誰是台大學生？〉的研究，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2）發現，要成為台大學生，與家庭背景有極大的正相關，包括父母學歷、所得及住所區域等。換句話說，學歷越高、工作所得越高、住所越接近城市（因為政府資源越多），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越高。
所有台大學生裡，來自台北縣市的比率占57.6％，至於苗栗縣、嘉義縣、花蓮縣、新竹縣、台東縣等則都低於1％。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台北市（3.06％）是台東縣（0.19％）的16倍，大安區（6.1％）更是台東縣（0.19％）的31倍。 在台大（法學院）學生中，父親是大學畢業生比例高達42.42％，遠高於一般大學的17.19％，和一般人口的5.85％；母親為大學畢業生的比率也高達26.69％，遠高於另二類人口的7.53％與2.23％。
台大學生父親是公教人員的比例為30.67％，高於一般大學生和一般人口的17.59％和9.79％；母親為公教人員的比例為28.79％，高於一般大學生和一般人口的10.11％和4.65％。
若以父或母為公務人員便可以領取教育補助費的角度來看，台大學生之父或母為公教人員的比例為41.69％，高於一般大學生和一般人口的21.73％和11.5％。（2000年，台大法學院的學費為21,590元，公教人員的子女教育補助費為13,600元，約為學費的63％，自付成本只有7,990元。）
■政策如何改善：擴充公立大學容量
或許有人說，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與私立化乃是世界性的趨勢，並非台灣的特有現象；各國政府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及全球經濟困境中，大多無力支付龐大的公辦高等教育；包括傳統上「大學免費」的社會福利國家（如北歐諸國），也開始要求學生分擔部分大學教育的開支（P. G. Altbach, L. Reisberg, L. E. Rumbley, 2009）。但大家不應該忽略，除了東亞，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大學還是以公立為主，即使最資本主義的英國、美國，私立大學學生人數也在30％以下。或許最該稱道是古巴這個小國家：在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的古巴，2007年的高等教育粗在學率竟高達109％，而古巴的大學全部是公立，讀大學完全免費！
結論是：台灣「升大學」的真正問題不在繁星要不要併推薦，或哪一種管道的名額多一點少一點；真正的問題在於「平價質佳的公立大學不足」！我們應該大聲呼籲：既然高等教育已是普及教育，政府就有責任提供「充裕、質佳、人民可負擔」的就學機會，以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參考資料：
田芳華、田弘華（2009）。大學多元入學制度與家庭社經背景關係之探究。資料來源：Floratien田芳華老師教學研究網誌。
張鈿富、葉連祺、張奕華（2005）。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對入學機會之影響。教育政策論壇，8(2)，1-24。
陳麗珠，〈高雄縣市教育經費的城鄉差距〉，高雄縣市合併願景民間論壇（教育組）手冊，2010年1月16日。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 性別、省籍和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二、高中職教育機會不均等，偏袒都會區
【說明】：
100學年升高中的這個年齡層來說，總人數約32萬3千人；而五專前三年加上高中職日夜間部、實用技能班的就學機會有331800，約為學齡人數的102％；就學機會看似充分，但是分布卻極不均。以縣市分析，台北市公立高中的就學機會是嘉義縣的5倍，公立學校就學機會台北市也是嘉義縣的4.3倍，就算公私立高中職合起來算，台北市仍然是嘉義縣的兩倍多。以聯招區來算，情況會稍好，但基北區公立高中的就學機會仍為嘉義區的1.6倍，基北區公立高中職的就學機會仍為桃園區的1.5倍；而公私立高中職合起來算，基北區還是高於屏東區1.5倍。
從百年大計與12年國教談『教育公共化』
☉作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副理事長 謝國清
『教育乃百年大計』這句話幾乎大家都朗朗上口，也都不會否認，然而環視這幾年重大的教育政策，幾乎都與選舉脫離不了關係，簡言之，為了贏得這次或下次的選舉，政治人物總會提出一些譁眾取寵的政策，特別是提出所謂有立即牛肉效應的教育政策，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不分政黨，也不分中央或地方，然而這樣短期政績的教育政策，非但無助於解決教育問題，更常常成為戕害百年大計的劊子手。
為短期政績而產生的政策可說是不勝枚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免費營養午餐，學生的營養午餐因縣市的不同，每個月家長負擔約500~1000元，多數家庭並非無法負擔，但政治人物為了討好選民，經常會開出這種支票，假如政府財政寬裕，免費營養午餐也無不可，然而事實上教育預算是非常困窘的，譬如全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會面臨每年暑假過後，就開始發愁學校的電費不足，因此開始節電，節電也無不可，但如果節電到連照明都不足的話，恐怕對孩子的身心影響會非常嚴重，甚至據說早期有幾個縣市因為施行免費營養午餐而連特殊學校都蓋不起來，開支票、花大錢的政策看似照顧弱勢，事實上是個不負責任的政策，同時嚴重排擠教育經費，而造成長期的不良後果。
眼前最重大的教育政策乃是十二年國教，她真正應該是個百年大計的教育政策，所以照理不該以討好民眾作為施政的考量，而是要了解大多數民眾的需求及衡量國家教育未來的發展，並讓設法讓民眾認同十二年國教的理念與各種施政理由，然而整個政策的發展主軸是，教育部先提出一個討好全民的大餅，宣示高中職全面免學費，接著又提出一個『非特招又非免試』的入學方案，以致十二年國教雖然還沒上路，但這一年多來，一方面整個社會焦點都在入學方案上膠著，一方面也發覺到教育財政的困窘，而這種手法其實就是一方面用『免學費』的討好政策作為障眼法，一方面卻是順從菁英族群的思維，逐漸棄守原有的理想。
據了解，有某媒體的民調顯示，大部分民眾都知道103年十二年國教要上路，但同樣的有大部分民眾都不清楚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的內涵，這顯示十二年國教的議題因為成為媒體焦點，以致大多數民眾都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但卻也顯示教育部過去一年多鋪天蓋地在全國各地的宣導效果極為有限，同時也顯示教育部為討好各方人馬，而不斷修改入學方案內容，在經過媒體渲染後，讓一般民眾霧煞煞的結果展現，這樣的結果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可說是百害而無一利，據同一媒體的調查結果，多數的民眾已經主張延緩或不辦十二年國教了，這與宣布實施前，大多數民眾支持十二年國教的現象大相逕庭，這真是件令人極為憂心的現象。
事實上，民間團體早已從各種管道給予一些推動策略的建議，譬如民國99年全國教育會議籌備會的第一次會議，筆者即提出兩個重要建議，一是盡早開放網站論壇，收集社會不同意見，二是放棄傳統的公聽會形式，改採審議式民主模式，讓庶民的聲音可以出來，並同時讓不同觀點的意見可以經過審議式民主過程的辯證考驗，然而保守的教育學者及官僚卻擔心太早開放網路論壇會使得教育部人員無法承受大量意見，也無心透過更精緻的審議式民主進行論辯，所以最後雖然號稱舉辦過幾百場及幾千人參加的凝聚民間意見的公聽會，然而事後證明那些場次的舉行恐怕是功虧一簣，而所收集的意見其實是教育部的意見。
至於宣導的部份，筆者也曾不斷建議應該從改變家長觀念的角度進行宣導，並委託有經驗的民間團體辦理，然而教育部堅持出去宣導的講師必須『口徑一致』，所以主導訓練了大批的中央及地方宣導團，筆者雖不是宣導團成員，但透過各地家長團體的邀請，有機會到各地協助進行宣導活動，卻常聽到家長們反應兩件事，一個是聽了好幾次宣導團的演講卻還是聽不懂，另一種是宣導團講師無法回應家長的提問，甚至表明政策還在修改中，以致讓家長更加不安心；其實教育部的如上思維顯示他們不但無知且不信任民間團體的心態，首先，幾百個人的宣導團成員，怎麼可能透過訓練就會『口徑一致』，而這種思維其實就是一種菁英的思維，其次，不信任民間團體乃是教育部向來的態度，因為他們擔心民間團體的批判而阻礙政策的推動，這也顯示教育部對自己所推動的政策，並沒有自信心。
因此我認為，如果要避免政治人物亂開教育支票，或避免教育部偏袒式的政策，並能順利推動教育政策，讓教育政策成為全民的教育政策而非目前教育人的教育政策，是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教育公共化』是極為需要的概念，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讓各種政策的制定過程『化簡為繁』，透過各種政策或法案的制定過程，引進更多民間與庶民的參與，如前述審議式民主的模式，或是除了家長、教師與行政外，能有更多社會大眾的參與及討論，逐漸讓教育政策擺脫政治人物的干預，以及擺脫偏袒式的思維模式，以務實訂定與堅定推動，才能讓教育真正成為百年大計。
